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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县改革开放前七任县委书记连载之五张云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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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结受训迎解放

1948年初,在全国解放战争节节胜利的形势下,大同地区也开始了对国民党蒋阎军的全面进攻。到5月,雁北13县全部解放。大部队来了,大同乡下建立了革命政权。铁路东(同蒲线)的大同县政府属晋察冀边区管辖,铁路西的大同县政府属晋绥边区管辖,城里的大同市属国民党。大同3个政权同时存在。

成立县政府,人手不够了,我们中队全部分配到各部门当负责人,我被分派当西大同县的财政科长兼会计。没有固定的办公地点,公章装在袋里随人走。11月,晋察冀、晋绥部队奉中央军委之命向大同挺进,从四面对大同形成包围之势。我们地方政府的任务是:与参战部队一起发动雁同人民群众向大同城内散发成千上万的传单和其他宣传品,通过守城敌军的家人、亲属、老乡和同学等关系,开展写一封信、探一次亲、捎一句话的“三个一”活动和前沿喊话活动,宣传革命形势和对起义投诚人员的政策,出现了父母劝儿子脱离内战、妻子叫丈夫逃出虎口、哥哥劝弟弟弃暗投明的动人情景。我的任务是筹集粮食。1949年4月29日,在大兵压境,西窜、南逃均无可能的情况下,大同守敌总指挥于镇河率部缴械,5月1日,山西省北部重镇大同和平解放。5月2日,解放军举行了入城仪式,分4路纵队开进大同城内。古城大同红旗招展、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全城人民欢欣鼓舞,热烈欢迎解放军入城,共庆大同获得新生。东、西大同合并。

在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军队进行战略总决战的前夕,为迎接全国胜利的政治形势,中共中央于1948年9月8日至13日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九月会议”。会议分析了全国解放战争的政治形势,制定了一系列夺取全国胜利的战略任务与战略决策,并讨论了“夺取全国政权的任务,要求我党迅速地有计划地训练大批能够管理军事、政治、经济、党务、文化教育等项工作的干部。”由此,党中央要求各部门迅速组织训练好三四万干部随军前进,以便有序稳健地接管新解放区。10月28日,党中央根据“九月会议”确定的方针政策,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准备五万三千个干部的决议》。

按照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大同一解放,上级就着手在解放区办财会、政务、公检法等各式培训班,为南下入川接管旧政权提前做好输送干部的准备。年龄大的留地方,年轻的全部动员,我刚20岁,一报名就马上去了临汾党校学习。所有南下入川的干部学员,按系统分别编为5个梯队,下设若干部,一部是县委书记、县长,二部是科长,三部是公安,四部是财贸,五部是新闻工作者,六部是共青团……加上3个警卫团、第5野战医院、民众医院和工作机关、临汾留守处等,总人数达4万余人,统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南下工作团”(简称“西北南下工作团”),直接受贺龙、李井泉等领导同志指挥。工作团的组建是按照区、地、县的建制整套抽调,我们一律穿军装,佩戴“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胸章,实行军队编制。我分在4梯队二部。我们集训主要是学习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如何实现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要求我们做到“两个务必”——务必使同志们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要求人人背诵毛主席的这一段话:“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我弄不懂“糖衣炮弹”的含义,教育长杜心源在讲课时解释说:资本家用美色、金钱来包围,就是“糖弹”。我们还观看了晋剧《北京四十天》,从李闯王进城失败的历史中吸取教训。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宣告成立,驻临汾的晋绥党政军机关、部队、学校和当地群众举行了盛大的国庆活动,贺老总、胡耀邦讲了话。随后,朱德总司令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我们的战斗任务还没有最后完成。残余的敌人还在继续勾引外国侵略者,进行反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反革命的活动。我们必须继续努力,实现人民解放战争的最后目的。”进军大西北和大西南的战略部署全面实施。10月7日、8日,我们从临汾出发,每人配备1支步枪、3个手榴弹、1个背包、1个水壶、两双布鞋,向西徒步行军。传闻说,四川热得要命,铁锅在太阳下都会晒红,一时人心惶惶,途中有人开了小差。领导请来四川同志作报告辟谣,才打消了我们的顾虑。经风陵渡到达西安后住在郊区农村,西北军区开了一次欢迎大会,招待我们进城看了一场秦腔。滞留了近一个月,原因有三:

一是秦岭还过不去。胡宗南部14个军约16万人布防于秦岭、汉中、川北一带,构筑“秦岭防线”,对北面作重点防备,阻止解放军入川。

二是战略需要。毛泽东主席高瞻远瞩,为了实现大迂回、大包围的决策,电示彭德怀暂不解放汉中,稳住国民党军。位于宝鸡地区的第一野战军第十八兵团等部,在贺龙、李井泉指挥下,积极吸引、抑留胡宗南集团于秦岭地区。待第二野战军将川敌退往康滇的道路切断后,即迅速占领川北及成都地区,尔后协同第二野战军聚歼胡宗南集团,并迅速扩占全川。

三是南下工作队需要准备。为使工作队进入南方各个地区后的各项接管工作有条不紊、井然有序,必须分片区落实具体人员,分组、制作公章、印刷布告、填写委任状等等都需要时间。

其后,战局的发展完全按党中央的部署一一实现。11月,刘邓大军(二野)以大迂回、大包围的行动,向川黔进军。30日,重庆守敌弃城西逃。11月26日至12月中旬,一野在贺龙司令员指挥下,向秦岭以南追歼胡宗南部,相继解放武都、汉中、安康地区,扫除了进川阻碍。12月31日,解放军进入成都,进军西南的战役胜利结束。

12月31日,毛泽东发布了《祝贺新年告前线将士和全国同胞书》,提出1950年的新任务是:“解放台湾、海南岛和歼灭蒋介石匪帮的最后残余,完成统一中国的事业,不让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在我们领土上有任何立足点。”同时提出要逐步转入和平建设,医治战争创伤,克服战后的财政经济困难,恢复工农业生产和交通事业。

1950年元旦,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出席重庆市庆祝西南解放大会,发表入川后的第一次长篇演讲。他开宗明义地提出了建设新西南的三项任务,其中第一项是:“建立革命的秩序,维护治安。西南区是全国最后解放的地方,也是蒋介石匪帮盘踞得最久和他在大陆上最后覆灭的地方。因此,治安问题更加复杂,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也多。”“目前首先就是对分散隐蔽继续造谣破坏的特务匪徒,和流窜在农村的土匪特务武装,必须人人一致警觉起来加以彻底肃清。对散兵游勇,必须进行登记,集中训练,妥善处理。只有这样,城市与农村的社会秩序才能安定下来,人民才能各自好好生产,经营工农商各业。这是解放后第一个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不然,生产、文化教育等一切工作无从做起,即使做了也无安全保障。”

西南军政委员会成立后,相继建立了各个机构,认真选拔了一批贤能人才,分别承担起各个方面的领导管理工作。领导的这些指示成为我们接管南部后的行动指南。

翻越秦岭赴南部

1949年12月中旬,我们每人发一袋大饼,乘坐没顶棚的拉煤的火车到达宝鸡后,冒着严寒步行翻越秦岭,向“难于上青天”的蜀道挺进。红旗飘飘,军歌嘹亮,队伍浩浩荡荡,顶着纷纷扬扬的大雪艰难行走。秦岭山上没有人烟,晚上宿帐篷,只能坐在背盖卷上背靠背打个盹。经留坝、张良庙、勉县,一路见不到人,家家关门上锁。但我们军纪严明,不进民房,自搭帐篷住宿,埋锅造饭自拾柴火,对老百姓秋毫无犯。有天晚上拾不到柴火,煮不成饭,饿了一晚,第二天早上也未煮成,仍然忍住饥饿赶路。1950年元旦,我们赴川北的队员在广元分组(一些资料说是在褒县分组,笔者注),落实了到各县的人员,去南部的共23人,由马浩天、乔文德带队。明确了5个人的职务:县委书记马浩天、县长陈亮、组织部长乔文德、公安局长王杰,财政科长是我。因苍溪匪患严重,我们取道剑阁、三台、盐亭、富驿、伏虎。那年川北下烂雨,元旦前后接连下了20多天,道路泥泞,破公路凹凸不平,行走十分困难。我是事务长,马浩天给了我几个银元,一路上的伙食由我负责安排。

到达南部的前一个晚上,我们借宿在大河坝小学楼上。睡到半夜,狗叫得很厉害,人声嘈杂。我们发觉不对劲,起来看情况,时值冬月尾,一团漆黑,只见田野上有零星的火把,光亮映照着明晃晃的冬水田。我们北方人没见过水田,也不知有多深,更不知周围的环境,手握住枪,瞪大双眼,不敢贸然出去。过了两个时辰,一切平静下来,天亮后又向南部开拔。

事后许久才知,那天晚上的确遇险。伪大河乡公所有几十个乡丁,见我们一行住入学校便集合趁黑将学校团团围住,有的说只有十几个人,解决了就是。乡长谢蕃洲闻讯赶到现场对乡丁说:打不得!前几天从这里过了几批国民党残兵败将,你们都是看到了的。马上就是共产党的天下了,二天我们就会猫儿抓糍粑——脱不到爪爪。谢说服了大家,替我们解了围。不然,凶多吉少,恐难脱险。谢蕃洲这个人在杨熙宇部当过连长,解放后,因为这事没杀他,只判了刑。

接管南部建新政

经过五六天的长途跋涉,我们一行18人(陈亮与通信员张树泉等5人因去南充向组织报到,在三台分路,后几天到达)于1月7日(也许是8日,记不准确了)进入南部县城。之前,由于解放军61军181师已于12月24日武装进驻,解放全境,并成立了县临时权力机构——解放委员会,地方秩序未发生混乱。当晚,解放委员会的秘书主任蒲万卷,工作人员杨连杰、李步荣安排我们住在旧县府西侧,抱来稻谷草打地铺。人困马乏,倒头就睡。马浩天和王杰警惕性很高,叫醒大家说,不能睡在这屋里,分散隐蔽为好。于是,分散睡到其他屋子里的地上,怀抱着枪,和衣而卧。第二天,马浩天去拜访了解放委员会负责人陈任民、谢芳回、张绵祜,地下党员蒲善全、蒲良全、罗愈康、王正贤等。陈亮后几天赶到改任为副县长。1月10号,中共川北临时工作委员会和川北临时军政委员会批准成立中共南部县委和县人民政府,第二天,在河坝头召开了群众大会予以宣布,新政权正式诞生,解放委员会完成其历史使命。

南下来的23位干部全部进入岗位,书记:马浩天,除我在内的5人在广元已任命职务外,另外的人员担任职务如下:县委通信员王安祥,县政府通信员张树泉,组织通信员高敏如,公安局成员3人:通信员吕敏、赵玉、尹喜成,办公室主任李少华,民政科长韩尚义,文教科长赵君波,干事宁纯信,定水区委书记李占鳌,建兴区指导员刘梅,升钟区指导员郭福禄,富驿区长史挺,楠木区委书记李德,东坝区委书记张振中,新政区长苗瑞川。还有一个马夫叫王万和,不久他回山西老家了。

我接任财政科后,立马接管田赋管理处、税监处、银行、盐务管理处。我遵照马书记的指示向所属人员宣布三条:一、愿留者留,不愿留则发路费回家;二、档案保管好,谁损坏谁负责;三、一切按县委、县政府发布的布告办理,不准传播谣言。这四个单位的工作由我一肩挑,忙得晕头转向。直到年底,给四个单位配齐了班子,我才松了口气。1950年主要是征粮。1951年土改开始了,我仍然忙得走不开,没去参加土改。忙什么呢?那时我们对干部实行的是老区那一套办法——供给制。干部统一发衣服,夏天一套,冬天一套。我得组织缝纫社打衣服。财政经济委员会没有秘书,这方面的事自然落到我头上。3月的一天,川北供销联社马伯川来找县长,没找着,对我说:“你是财委的秘书呀?召集百货公司、妇联、土产公司、粮食局、工会开个会,成立南部县供销合作社筹备委员会。你就当主任!”那时干部极端缺乏呀,就这样,没有委派,没有任命,一句话我就成了供销社主任。按照上级的要求着手建立基层社,先试点后推开,配了十几个干部,我身兼财政科长、财委秘书、联社主任三职,党内又是总支书记。花纱布公司的经理是个老红军,叫卢万成,来向我这个20出头的小青年汇报工作,我老不好意思。上面强调说,供销社工作很重要,社主任必须由县委委员担任。搞社会主义非得从半社会主义的供销社过渡不可,它起的是桥梁作用。1952年,我被川北行署主任胡耀邦签署正式任命书,任命我为县供销社主任,补为县委委员。我文化低,弄不懂什么是“桥梁作用”,翻了很多书也没搞明白。后来在工作实践中,认识到要占领社会主义市场,摆脱中间商,必须对私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得把个体商人集中起来予以管理,发展国营和集体商业。城市成立国营公司负责采购销售,农村成立合作商店负责农产品收购、工业品供应。1954年,按照中央的指示,供销社负责“乡村市场的领导,公私经营比重的掌握,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政策的执行和对乡村私商的改造”。县供销社将棉布、食盐、零酒、国药四个行业安排为经销商,其他行业或为经销商或为代购商,并将小商小贩分别组建成公私合营商店、合作商店或小组。这摊子越铺越大,供销社的业务迅速发展,成为农村市场的主体,经营比重占整个市场的60%。搞到10月,调我去当南充地区供销社主任,暂时离开南部了。

随后要求把手工业也组织起来搞社会主义,由供销社牵头成立手工业联社,设理事会。地区按行业成立铁木社、木器社、缝纫社等等,从事集体生产,由手工业管理局领导。于是,我又兼任地区手管局局长,一直干到1958年,垮了,被贬到公社去。为什么垮呢?说来话又长了,今后有时间再慢慢聊吧。

文章由《雪泥鸿爪》作者刘松乔老师向看南部独家提供。未经授权,禁止转载。